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和澳门属于行政体地方政府，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华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系统之外，根本没有自治权可言，因此不存在所谓作为地方自治的固有权利。
在法教义学者看来，法教义学这样的要求，当然并不意味着法学院的学生只需要解释和推理技术而无需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及人文情怀，而是认为通过法教义学 的技术运作可以吸纳价值判断，为遇到的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一个尽可能合法的解决方案。以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带动一系列主要围绕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所展开的研究。
[1]法教义学也同样如此，追求的不是概念游戏，而是通过完善法律的适用而促进社会的治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推进，现实中生成的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两种学术研究进路面前，双方的分歧也更明显地凸显出来。在对乡土中国之外的政法实践进行社科法学进路的研究时，同样也关注了治理。[32]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中外法学》2008午第2期。法律人/政治家与理想的法官 在近年来的中国法学中，社科法学研究日渐兴起，产生了诸多引人关注的成果。
[11]立足于不同国家的法教义学，分享某些共识，从而形成超越具体国家法律制度的解释和推理体系,法教义学的研究越是深入推进，这套解释和推理体系就显得越发严谨与精致，更能够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规则当中被抽象出来，用以检验具体法律规则的正当 性。[33][34]参见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我们大致把美国授权理论的发展分为早期、发展期、又发展期和再发展期。
四、对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 （一） 高度怀疑——行政自由裁量合理性的最低形式标准 在司法审查中，判断不合理或合理其实际操作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出一些为判断可资的形式标准，那当然使得合理性标准更具操作性。《行政诉讼法》规定：滥用职权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法定条件中的这种措词是比较多见的。
8．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法律解释不适当(an exercise of a discretionary power that direct himself improperly in law)。只有当自由裁量权被随心所欲独断使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意图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它加以司法变更。
比如以轻微罚款无法达到噪音超标污染的整治。该法此处之所以出现显失公正用词，是因为：只对行政处罚严重滥用职权的，法院可采取变更判决，才能体现有限的司法审查原则，法院不承担过多的侵入行政范围的活动。这就出现了自由裁量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严峻问题。现代社会行政权力大为扩张，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集中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机会日益增多，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
它注重在实施公权力行为的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应当存在—定的比例关系。比如英国1926年著名的红发案件中，校长因教师斗法为红色而将她免职。通常学者们所理解的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对于作出何种决定有很大的自由余地，可以在各种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中进行权衡与选择，根据行政机关自主的判断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某种行动。是因为法律自由裁量的法律根据大致包括：第一，法律对行为条件的规定比较抽象概括，因而导致对行政行为的适用条件即法律规定的解释上的自由裁量。
英国法上的合理原则起源更早．在16世纪即已有合理性原则的判决。第三，在又发展期，出现新的授权标准，即过度地宽泛授权为违宪。
法国不采用判例法的传统最先是在行政法上被突破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判例法来增强行政法实体规则的具体化并应变复杂多样的行政案件。15.[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司法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审查始终处于这样的矛盾和悖论之中。以上三层含义均涉及行政目的，即我国学者常常提到的合目的原则。比如存在报复性处罚时，就可以认定为不合理。如果我们把它作以下理解，那么比例性原则就有其应用价值：依法行使权力时如确有必要对人民利益构成侵害，必须权衡行政目的所实现的利益与被侵害的人民利益，只有在确认前者利益绝对大于后者利益之时，才能为之。此外，还有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比如符合某些条件的可以颁发采矿许可证，但是法定条件中不可能涵盖一切具体条件，因此主管机关可以有自由裁量，决定许可或不许可。现代统治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首先，确立司法审查的标准问题。10.因为立法机关授予的自由裁量权是给予行政机关的，而不是给予司法机关的。
16.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1997年第6版，第60页。根据变化的各种情况，承认行政机关专门知识和经验，有时对实现法律的目的来说，却是必要的。
这就英国法官格林（Greene）所谓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19.引自罗明通、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合理原则应用与裁量之控制》，1995年版，第46—50页。
这一传统的宪法原则 在本世纪以来受到严厉的批评。第四，再发展期，仍然承认模糊的授权，最高法院再也没有以授权为由宣布任何法律无效。其实，显失公正不仅仅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也不只出现对公民平等权的侵犯。 一、行政自由裁量及其内外的原因 行政的一大趋势是自由裁量机会的骤增。
在当代社会，自由裁量权分散于行政法的大部分内容，行政法到处都遍布着自由裁量问题。最高法院设立专门的判例编纂机构，但判例是否予以公布的决定权属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
不要只局限于实体法规则设计的思维之中，而应当从司法程序上考虑制度建没——陪审团制度所以在国家的法律与基层社会之间，民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
简单地认为大众的就是世俗的、功利的肯定是过于偏颇。第三、作为法律诉讼的政治参与 在美国，诉讼逐渐成为团体组织借以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工具。
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本身不熟悉，没有特别强烈的规范预期，而主要是看判决效果如何并以此评价法官能否为民做主。下面这则案例颇有意思，法官利用了穷人在诉讼中的微妙心理采取倾斜保护达到了宁事息讼的目的。 Verdict and Public Oinion———— On judge how to deal with public opinion from American point Abstract: The way of the judges thinking is required professionalized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ism, while it should accord with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sm. Traditional judges thinks in the secular way in China so that the verdict can reflect the public opinion, and it last until now. However, in America where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developed, the judges stress both restraint and opening on the problem of public opinion. The common grounds and differences on the verdict and public opin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ill enlighten us meaningfully. Key Words: Verdict; Public Opinion; Judges Thinking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Luke Bierman. Legal Development: Preserving Power in Picking Judges: Merit Selection For 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Albany Law Review,1996(60) [3]梁治平.法意与人情[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俞金生.杨乃武案探源[M].中国天马图书出版社.2003. [5]徐迅.法庭新闻的价值取向[J].现代传播.1998(1) [6][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8] Kelley Armitage.Denial Ain't Just A River In Egypt: A Thorough review of Judicial Elections, Merit Selection And the Role of State Judges in Society[J].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2(29). [9] Seth Kaberon.Judicial Self-Defense 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J].Loyola University Law Journal,1990(21). [10] Barth Alan. Rights in Conflict[M].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nc.，1976. [11]Theodore S.Weiss.Fair Trial and Biased Public Opinion[M].Syracuse Law Review，1952(3). [12]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 [13] Michael J. Saks.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Civil Jury:Can Reality Be Found in the Illusions?[J] DePaul Law Review, 1998(48). [14] U.W. Clemon and Bryan K. Fair.Making Bricks Without Straw: The NAACP Legal Defense Fu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Rights Law in Alabama 1940-1980[J].Alabama Law Review，2001（52）. [15]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6]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Law[J].Harvard Law Review,1897(10). [17]T. Alexander Aleinikoff.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Age of Balancing[J].Yale Law Journal, 1987 (96). [18]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注释： [1] 孙笑侠（1963－），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生生导师。三是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它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但却引导着听讼者的判断[6](p.13)。
显然，他们的理由是基于民主主义。法官还可以通过向媒体提供裁决副本，或者在下个裁决中说明的方式来回应批评[9](p.909)。
这位法官本人作出无罪宣告时没有给出解释，后来也没有给予说明。例如，在1995年到1996年，有轰动一时的四川夹江打假案，一起正在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案件因制假者状告打假者（某政府机关）而受到某些传媒错误的、强烈的抨击，最终造成司法机关屈从压力不依法办案的情形[5]。
在最高法院审理前，媒体振臂高呼，认为被告当死。第三条A（6）要求法官避开公众就未决案件或者即将宣判的案件作出评论。
